据说，古代有过井田制，但详细情况已经不清楚了。
但是，这并不是孟子的根本目的或唯一目的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环而攻之而不胜。
[24] 但是，用王道政治的理想标准来衡量，齐桓公这样的诸侯他也是不屑一顾的。[30] 见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79章，《三松堂全集》第2版第10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，第640页。在孟子看来，只要是兴仁义之师，人民就会箪食糊浆而迎之，所到之处，就会所向披靡，这就是仁者无敌。行仁义者便是名正言顺的君，不行或破坏仁义者虽然身居君位，却是一个残贼之人、一个独夫，已经丧失了为君的资格。如果木工将木材砍小了，国君一定会发怒，认为他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。
主观的善良意志和客观法则结合起来，就能实现理想政治。[36] 这里所说的民是指人民。貉国寒冷，不生五谷，只生长黍（即糜子）子，又无城郭、宫室、宗庙、祭祀之礼，没有百官有司等设置，二十取一就够了。
二、薄税敛以富民 在农业经济社会，生产的产量和品种是有限的，而税收的轻重，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。孟子所引的这句话，按孟子自己的理解，也不是富者一定不仁，仁者一定不富，但是可以说明，经济上的富有并不能保证其道德上的高尚。农民每家一百亩，在孟子看来，这是最公平的分配方法，各家都有共同的起点。其核心是，人人都应当从事生产劳动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不应当有人劳动而有人不劳动，不劳动者靠劳动者供养。
关于农业税收的问题，孟子认为，自夏、殷、周以来，有三种方法，形式不同，但都是什一而税。而民则只能是有恒产才有恒心，无恒产则无恒心。
为民父母，使民盻盻然，将终岁勤动，不得以养其父母，又称贷而益之，使老稚转乎沟壑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[20] 按照贡法，丰年粮食丰收，多收也不为苛，却少收。所以他又说：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[21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三章。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，而愿藏于其市矣。
但这并不是说，士没有任何生活来源。龙断即垄断，龙同垄字。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，而愿立于其朝矣。《诗》云：昼尔于茅，宵而索绹。
但是，在孟子这里，正是用来证明他的井田制的，就是说，以私田为百姓所有，而以八家共同助耕公田为助。这里似乎说明了两层意思。
在这个层面上，孟子最关心的是民的问题，所着重讨论的也是民的问题。对人民而言，如果没有物质生活的保证，就很容易干出违法乱纪、胡作非为的事，如果等他们犯了罪，再去处罚，这就等于陷害人民。
[3] 将一平方里的土地，按井字划分成九块，每块约一百亩。运用到社会经济上，就是管理，即是说，劳心者对劳力者进行组织管理，而劳力者在劳心者的管理之下从事劳动[28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三章。孟子所说的纷纷然与百工交易，就说明了这种频繁的交换情况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徹，其实皆什一也。
经济上有了私人财产，生活上有了保障，人民的道德意识也就提高了。而孟子的井田制，则是对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，孟子井田制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。
因而他们代表了社会良知，有一种社会责任感，同时也有发挥才能的机会，不必为财产问题过于担心。又问：自己织吗？回答：不是，用粟（即小米）换的。
另一种情况是，孟子虽然主张井田之法是九一而助，但在井田之外，还有五亩之宅，可以种桑养蚕、豢养家畜而不再征税，这样算起来，也可以说是什一而税。如果非要这样做，则只能是率领天下之人走向贫困、衰败，而无别的结果。
具体而言，又有不同情况。白圭的办法，用在北方的貉（同貊）国是可以的，但用在中国（即中原之国）则不可。关于农业税收的问题，孟子认为，自夏、殷、周以来，有三种方法，形式不同，但都是什一而税。这里所说的公田，是属于诸侯国，还是属于卿大夫，孟子没有说。
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，如果能得到一个能胜任其治理天下国家的职责的人才，那就是真正的仁了。又问：许行为何不自己织？回答：妨碍耕种。
卿以下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亩。孟子所说的所以别野人也就是以私田为野人所有，并以此区别于君子。
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。一种情况是，孟子所说的周朝的徹法，和他的井田制的九一而助并不相同，如果说周朝也有井田制，那也是另一种制度。
运用到社会经济上，就是管理，即是说，劳心者对劳力者进行组织管理，而劳力者在劳心者的管理之下从事劳动。[43]《孟子·尽心上》三十二章。又由于他们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以直接生产粮食，因此，就需要由劳力者供养，而劳力者也有义务供养他们。中间一块属于公田，周围八块属于私田，每块一家，共有八家。
有人（郭沫若）考证说，周初有井田制，井田制是奴隶制社会的最基本的土地制度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暮扣人之门户求水火，无弗与者，至足矣。
但这是不是经济决定论呢？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一结论。孟子所说的士，包括各种职业的士，但主要可能是文士，即知识阶层。
[12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七章。孔子说过：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
